红海是连接地中海与印度洋的关键航道,承载着全球约15%的海运贸易,其中包括近30%的集装箱运输,红海航道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2023年11月红海爆发冲突,迫使部分船只改道绕行好望角。同时,极端天气影响巴拿马运河通行受限,南非港口拥堵。多种因素共同作用,导致全球商船航行周期延长、周转率下降和运输成本上升。
据上海国际航运研究中心港航大数据实验室数据(简称“港航大数据实验室”)显示,截至2月20日,经过曼德海峡的集装箱船数量较去年10月下降66%。红海航道受阻对我国与欧盟的经贸往来造成影响,也对我国商船队的安全运营构成挑战,需要积极寻求应对之道。
航道受阻搅动全球供应链
红海航道作为全球海运线路上的重要航道,对于全球能源、物资等供应链来说,可谓是一条“生命线”。随着红海局势持续紧张,这条航运大动脉随之受阻,全球供应链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
红海航道受阻,导致航运市场运力暂时短缺。红海危机导致的绕航、巴拿马运河枯水和南非港口债务危机引发的拥堵,延长了船舶周转期。全球集装箱周转出现缺口,欧洲作为主要消费市场,集装箱回流至中国时间延长,导致空箱回流困难。危机持续,可能导致运费、集装箱租金上涨和运输相关资源拥堵。
1月12日,中国集装箱出口运价指数(CCFI)环比上涨21.7%,空箱短缺现象初现,部分沿海港口仓库爆仓。但在农历新年,运价已出现回落趋势,资源短缺情况部分缓解。
由于红海危机并非全球运力周转放缓的唯一原因,因此,预计随着巴拿马运河水位回升、北半球气温转暖等因素,全球运力周转将在第二季度明显改善。
欧盟恐慌性补货将引发海运需求上升,商品贸易库存量将走高。全球贸易通道受阻虽对全球经济构成挑战,但短期内可能刺激贸易订单增长。
以2021年“长赐号”事件为例,全球对海运网络韧性的担忧引发了欧美国家的超订货物和海运需求激增。红海危机可能再次引发全球供应链的恐慌情绪,促使能源产业、制造业和零售业提高安全库存量,结束“去库存”进程,推动商品贸易和能源物资储备库存量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上升。这可能导致欧美的通胀率进一步上升,而美元减息的可能性将延后,但在中国政府贸易伙伴多样化背景下,今年我国出口贸易仍有较强增长动力。
中资船队在红海危机中展现出了更强的韧性。港航大数据实验室的数据显示,2023年12月和2024年1月曼德海峡的集装箱船通过量分别比2023年11月下降了39.5%和30.06%,而中资船舶的通过量变化率相对较低,显示出较强的竞争优势。中资头部船队,如中远海运集运与散运、交银租赁、工银租赁等,未因恐慌而停航,而是理性应对。这表明,与外资船舶相比,中资船舶受红海危机的影响较小,中国航运市场展现出更强的应对能力。
把握危机中蕴藏的机遇
红海危机对中国航运市场既是挑战也是机遇,短期内缓解了运价低迷和船舶闲置问题。
尽管亚欧海运航线受阻绕道,但我国出口压力相对较小。欧洲能源和商品供应紧张,通胀加剧,可能波及北美,却有望提升我国对欧贸易需求。红海航线涉及的石油和液化天然气运输对我国能源进口影响有限。欧洲能源短缺会加剧其商品进口保供需求,中国制造商品运往西欧的航程延长1周—2周,成本增加约30%,但额外成本有望转嫁给收货方,减轻我国出口商的负担。
中欧贸易通道安全问题凸显,“一带一路”影响力将上升。海运网络的脆弱性暴露出过度依赖单一航道的风险,中欧班列和北极航线的重要性上升,中欧双方将有更多共同利益推动合作,减少对单一航线的依赖,并深入参与海运网络的监测与保护机制。
中国航运的优势或能有效突显,提升我国航运软实力。红海危机虽然也会增加中资船队的运营风险,但也为我国船商发展带来了机遇。赫伯罗特和新加坡船务等公司租赁中国籍船舶,突显中国船舶的市场竞争力。在欧线海运费上涨的背景下,中国船东通过海上护航力量提供优质航海保障服务,可提升中国船籍吸引力。中资船舶保险业可把握其他保险公司不愿承保红海和俄罗斯航线船舶的机遇,推出相关保险服务,扩大国际市场份额。
外资船舶绕道航行时间增长,地中海空箱回程和调运需求大增。绕行好望角将使上海至鹿特丹航程延长6.9天,至纽约延长4.9天,至意大利热那亚则延长11.3天,主要影响意大利和希腊等地中海东部港口。中资船舶可利用这一机会,调整航线策略,吸纳更多运输需求,提升盈利能力。
同时,随着红海危机的持续,中国沿海港口既需保持空箱供应稳定,又要避免过度新建集装箱,以免出现短期短缺或长期过剩的情况。
以多维度综合措施抗风险
面对频繁的突发事件,以及国际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中国航运市场迫切需要采取多维度的综合措施增强抗风险能力。笔者建议,应从加强国际合作、建立海运监管预警机制、船舶航行保障服务以及发展航运金融保险等策略,以稳定市场发展等方面入手。
加强红海海域国际信息共享合作。借鉴日本在新加坡建立马六甲海峡信息共享中心的成功经验,中国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