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次新冠疫情中，两位在华生活多年的巴西人成了中国的“仰慕者”。他们认为，中国有很多经验可以传授，中国人的集体主义感和中央政府的有效沟通是最大的优势。

果断决策 “中央政府采取迅速有利的行动”

律师若泽?雷纳托?佩内鲁皮?儒尼奥尔（José Renato Peneluppi Jr.）在武汉生活已有9年半，当听说到新冠病毒时，他还在外国度假，决定1月15日返回武汉。“当我到达武汉时，发现大概每20个人里面只有3个人戴着口罩。”他说。

但民众很快被告知了危险的存在，“20日到21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此后，中国中央政府开始对这一疾病的通报、预防和控制工作，这一步骤是决定性的。“从那时起，中央政府开始接管此事，开始了管控、协调和沟通的过程。关于食物配送、关闭店铺、电话沟通等，所有一切都有条不紊进行。”他说。

在佩内鲁皮看来，中国的主要优势之一就是政府的有效沟通。“很明显，中国政府的沟通是直接、客观的。”他说，“我记得政府在发第二封公开信的时候谈到了食物获取渠道的问题，这让社会平静了下来。人们停止了绝望，甚至没有考虑过要进行储备。”

国际顾问罗德里戈?杜?瓦尔?费雷拉（Rodrigo do Val Ferreira）在上海生活了15年，他强调了中国中央政府决策的重要性。“武汉当地的管控没有奏效，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事实是，中央政府开始采取自上而下的指导方针，采取了迅速而有力的行动。”他说。

全民战斗 “中国人有西方没有的集体主义精神”

佩内鲁皮说，中国的抗疫斗争成功主要归功于人民的集体性和纪律性，“在这里，法律和职责齐头并进”。他说，巴西人更容易以个人的角度看问题。“当我和巴西朋友说我要暂时离开中国时，他们都很高兴，想知道我否还好。但我的中国朋友们都比较担心，因为我可能会携带病毒，传染给别人。这不仅关乎个人，更关乎整体。”他说。

费雷拉则说，隔离初期两国之间就有了明显的文化差异。“在中国的超市中，人们并不急于购买厕纸、食品等，这与我们在巴西一些视频中看到的不同。在美国，当人们听说病毒到来时，排队等候买枪。中国人具有西方没有的集体主义精神。”他说。

在费雷拉生活的上海，一切似乎都静止了。“在街上看不到人。没有人被禁止外出，但每个人都在家。春节假期已经延长，但没有人去沙滩和公园。”他说。

他解释了民主集中制在对抗新冠病毒方面的重要性。“我们居住的地方始终是社区在负责协调，每个公寓、每个村庄都有自己的委员会，这些委员会都有酌情执行政策的权利。”费雷拉说，“所有这些委员会都承担了与病毒作斗争的任务，可以将这一过程称之为‘全民战争’。”

技术防疫 “中国是超级数字化的国家”

费雷拉认为，技术的应用有助于防止新冠肺炎疫情蔓延。“中国是超级数字化的国家，你可以用手机购买所有东西。”他说。

此外，费雷拉还赞扬了志愿者在执行政策和共享信息方面的作用。“中国共产党员是先行的志愿者。在每个社区入口，他们都是24小时为人们检测体温的人。”他说。